“关于建筑，和他人的痛苦”——难得的一篇散文

同样雄心勃勃的我们，站在逝者的遗骸和他人扭曲的痛苦上，应以严肃而热情的构想和建造，给生者最牢固的信心，维系他们前望的目光。

5月12日下午4点多，网上有消息说北京午夜会有2—6级地震。虽然后来有官方新闻出来辟谣，半夜的我还是自觉地惊醒了一次，去厕所转了一圈，再绕回床上。15楼的高度很不牢靠，我的床在关键时刻也不会理我。下午2点多在二楼厂房里的三秒眩晕，想必类似吸食大麻之后的感觉，却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。

我重新打量我所寄居的楼房，这栋90年代中期北京三环边上的高层建筑。之前我只是因为有熟人，租金便宜，地理位置不错等原因而租下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还有抗震等级这个需要考量的角度。即便如此，我唯一能够体察的也只是隔音效果很差的单薄墙体，以及建立在这个观察上的、对於90年代猛烈发展之下建筑施工的集体不信任。

汶川地震之後，建筑和人性命攸关的那一面站到了最前面。

我一位朋友的父母在唐山地震之后，随着整个学校迁徙到成都，并在成都重新恢复整个机构。这次地震中，他们第一批建立的楼房岿然不动，而90年代间修建的房子全都出现了裂缝和危险。原因很简单：第一批的建造者吸取了唐山的经验，很留心地将建筑设计成W型、环抱型等能够增强抗震能力的结构，而後来的建造者则淡忘了唐山的阴霾。事实上，我们能在并不漫长的时间里，察觉到自己对痛苦记忆的衰减和对他人经验吸取的有限。

5月12日之前，在中国的大城市，建筑是房地产，是公积金，是结婚的条件，升值的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指标，是国家、城市的形象，是有钱人的符号和窘困者的负累。建筑的力量已经被消减，为了遮蔽，遮蔽精神世界的瑕疵和城市生活的问题，而他们之於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却渐行渐远，含糊不清。

5月12日之後，在四川的灾区，建筑最初的意义出现了回归的契机。建筑是生命的空间，就像古人的洞穴一般，最基本的使命是保障人的生存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它通过重新界定人和自然、和他人之间的关系，拓展人们对生命的想像。优秀的建筑虽然寸步不移、紧紧抓住土地，却能够带给人以前行的动力。

那天，因为地壳伸了一个腰，北川、绵竹、都江堰的房子倒塌了，7万人告别了人世。我们没有选择自然灾害的权利，但我们有选择生活的权利。而建筑，作为生活的依托，应该被给予最深切的反思和最周全的考量。民族的传统，环境的变迁，最真实的需要，以及当地人的生活和产业的走向，无不和新构建起的建筑息息相关。

80年前，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核心人物密斯．凡德罗（LudwigMiesvanderRohe）在斯图加特北面的山丘上建成了魏森霍夫居住区（Weissenhofsiedlung）。他率领11位年轻建筑师，通过改变一个工人阶级的社区而影响了二十世纪整个西方的建筑史。“我们在这里设计的并不是房子，而是新时代的新生活。”

同样雄心勃勃的我们，站在逝者的遗骸和他人扭曲的痛苦上，应以严肃而热情的构想和建造，给生者最牢固的信心，维系他们前望的目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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